第142章 审判（1）（2 / 2）

其实，以上这些故事都经不住推敲，它是把严肃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了。倒是清朝初年计六奇的《明季南略》等史籍的记述也许更能接近历史的事实和真相。

《明季南略》中说：张献忠的恐怖统治激起四川人民的激烈反抗，“远近州县无不起义兵杀贼，献忠乃大肆屠戮，稍有犯者即全邑尽屠”。

彭遵泗在《蜀碧》的序言中也说：“献逆称帝，蜀人不与，诛斩所置守令，蓄然号怒，积而成凶。”

确实，从大西国大顺二年（1645）开始，形势的发展对张献忠越来越不利，四川各地军民的反抗此起彼伏，“执伪官投之水火，或生磔于庭”，“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害，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数县官者”，这才招致了张献忠的疯狂报复：“献忠忿恨，命将分剿”。

第三，能力说。

很多人都奇怪，张献忠千辛万苦占据了四川，建国称帝，就应该东边扼守瞿塘峡，北边严守剑阁道，收买人心，休养士卒，处心积虑成就一番霸业，可他却举起屠刀，大肆杀害儒士，百姓，部属和士兵，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其实这是个素质能力问题。

张献忠根本不懂得“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建国两年来，毫无安邦定国，恢复生产的举措，只是一味的高压和恫吓，官绅人人自危，百姓惴惴不服，因此“据城邑，保村落，驻山谷，拒险塞者，不可胜数”。

各地官民的反抗，反过来又加深了张献忠的恼怒和仇恨，下一轮镇压就来得更加残酷暴虐，而变本加厉的屠杀，必然刺激四川官民更激烈的反抗，张献忠就这样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中而不能自拔。

《蜀难纪实》的作者杨鸿基说，张献忠不从自身找原因，反而认定蜀人刁蛮，难以感化，“惟欲以杀戮为威，而剿洗之兵四出矣”。

张献忠企图通过屠杀来使四川安定，以暴制暴，其实是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这种只知道用杀戮和剿洗示威，去平息人民反抗的办法，恰恰暴露出张献忠的“无帝王之器，无绥靖之能”。

“无帝王之器，无绥靖之能”，杨鸿基先生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确乎抓住了大顺皇帝张献忠的根本弱点。

张献忠，不是一个具备雄才大略的人物，他缺乏处理错综复杂局势的能力。他的素质和能力，决定了他只是一个旧世界的破坏者，而不是一个新世界的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