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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5章 天命难违(上)(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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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有个特点,就如太极阴阳鱼一样,总能把一件事看出正反两面。汉人常说“事在人为”、“人定胜天”。可与此同时,汉人又有一说,叫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亦或者“天命难违”。

努尔哈赤坚持“事在人为”,心里想的大概是“人定胜天”,不过在原历史上,当他自立反明之后,却又以“天命汗”自居。可见不管是谁,随着自己的身份的转变,思想、立场等也会随之变化。后世人所谓屠龙者终成恶龙,大抵便是这般道理。

但此时的努尔哈赤还远远谈不上恶龙,甚至未必称得上屠龙者。他不过是在龙威笼罩之下既战战兢兢又想方设法猥琐发育的区区“虏酋”罢了。若不是建州兵能战,甚至在虏酋里都排不到太靠前的位置。

五万丁口,能有多大能耐!

而原历史上的努尔哈赤是怎么凑足人口的?有两个关键:一是女真统一战争的胜利,让努尔哈赤把女真各部的人口全部纳入麾下,当时女真总人口大概在八十七万左右,虽然在统一战争之中损失掉了一些,但剩下六十万应该有。

二是大明自己送给女真很多人口。这件事的关键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高淮乱辽”事件。当时李成梁二度镇辽,而大明因为三大征的巨大损耗,朱翊钧开始到处私派矿税太监,高淮就是被派往辽东的那个。

此人在辽东横征暴敛、乱搞一气,而李成梁非但不制止,还与高淮同流合污,最终闹得大批辽东汉人无奈投靠女真,其中建州尤多。多到什么程度?当时努尔哈赤建都界藩城,“城外汉人男女络绎往来,半于胡”——汉人占了一半。

到了皇太极时期,他更加重视人口问题。从他继位到驾崩,十七年间五次入关侵入大明内地,每一次都以掠夺人口财物为主要目的,甚至明确下令“不攻城池,只在各村堡劫掠”。

如崇祯九年五月,皇太极派阿济格等领兵出战,俘人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生擒总兵巢丕昌。

崇祯十二年三月,清军渡运河,攻破山东济南府,克城败敌,俘人口二十五万余,四月凯旋。

崇祯十五年,皇太极发动了生前最后一次入口之战,最终打到山东兖州。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败敌三十九处,获黄金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银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俘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口及牛马衣服等物。

所以说,女真人口不足的问题,一直被后金、鞑清高层当做关键大事在重视,而掠夺汉人则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

相比于直接的军事征服,高务实更希望解决根本问题。如对辽东女真的统治或说羁縻,高务实就一贯认为“打铁需得自身硬”,如果单凭辽东本地的实力就能碾压女真全族,何至于会搞成历史上那样?

改革盐场也好,兴办铁厂也罢,这都是在强化“装备”,属于外力。更关键的其实还是内力,也就是人。要知道,此刻辽东的汉人也不过就是百余万上下,面对现在诸部争雄的女真还能分而治之,万一女真要真是统一了,辽东其实也谈不上什么绝对优势。

所以这次高务实在决定要把建州女真再次分割为左右两卫的同时,也在考虑另一个更加根源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向辽东疏散人口,既缓解内地的土地兼并问题,又夯实辽东本身的统治能力?

他在传令给高逸民之前曾经反复推敲、仔细论证,认为这么做还是有可能的,但是成效或许不如清末民初“闯关东”那样成功。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大明接手的大元基本盘,是满目苍夷,百业待兴的。当时整个北中国在元末几十年的韩宋起义,群雄拉锯的情况下已然是打成了一片废墟,连陕西山西等传统中原汉地都已经成了原始森林,更别提千里之外的辽东半岛。

由此,在初步统一中国后,大明开始了中国移民史上最后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移民。某种意义上来说,洪武大移民可以算是汉唐以降,汉族对传统汉族地区的再殖民化以及再次实土化。

在大明建国之前,唐末五代之后,汉族在这段衰落低潮时期,表现得实在难堪:丢了燕云,丢了河南,丢了河北,丢了河西,丢了宁夏,丢了河套,丢了越南……到最后衣冠南渡,依旧难逃,蒙古大军的旗帜甚至插到了爪哇岛,让人情何以堪!

而在东北,在公元四世纪西晋开始,就丢了两汉时期的朝鲜四郡,也丢了辽东。除了初唐时期短暂的军事占领之外,安东都护府一撤再撤,从平壤撤到辽东,再从辽东撤到辽西。

盛唐开元初年时,太宗、高宗两代人的心血便付之东流,灭亡高句丽的成果被新罗窃取不谈,辽东亦成为渤海国的势力范围。再后来安史之乱,连河北三镇都不能控制的大唐,又谈什么复辽东,金瓯全?

以上这些时间加起来看,辽东这片土地,汉族中原王朝大概已经丢失一千多年。

当大明军队克复燕云,水陆两道再次登上辽东之时的的感触,恐怕不比“西域一别一千年,再见已是伊sl”的物是人非差多少了。而大明,就是在面对阔别一千多年的汉唐故土,在毫无统治基础条件下,开始了对东北的经营。

事实上在明初,洪武年间不仅对辽东进行驻军,也同时进行了移民。移民主要以军队、流放的犯人、罪官为主,大体上跟汉唐对西域的经营类似。

然而情况很奇怪,直到到万历末年,努尔哈齐起兵前,辽东人口的增长幅度一直不大,甚至在某些时期不升反降。高务实觉得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辽东自古以来生存条件恶劣,明初时人就直言不讳的说辽东三面皆敌,女真、朝鲜、蒙古环绕,一定是兵戈不断。

二是卫所军屯制度在宣德以来的崩坏,世袭军官吞并屯田,喝兵血,吃空饷,士兵大量逃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三是永乐年撤大宁,宣德年撤开平(高务实现在的开平就是这个开平撤过来的),再经历土木堡之变后,大明由积极防御乃至主动进攻的国防政策变为消极防御。辽东与中原的联系在嘉靖年间,北方蒙古诸部彻底在漠南站稳脚跟后,路上通道事实上只有辽西走廊,辽东失去屏障,间接成为孤地。再由于辽东凹字边墙修建,其战略空间也被锁死在半岛。

四是终大明一世,即使在强势的洪宣时代,也未能真正如同鞑清一般统治蒙古,双方一直处于且战且和,若即若离的关系,由此辽东岁岁有战,岁岁不宁。

五是辽东在大明迁都北京后,彻底定位成为京师吸收伤害的缓冲区,加剧了辽东四战之地的情况。

回到明初辽东,前面说明初辽东的环境,三面环敌,女真、朝鲜、蒙古,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由此大明当时对于东北的经营也是针对这三者的行动。

在洪武时期,朱元璋一度打算重设元朝辽阳行省,直接实控东北,但是随着北元昭宗继位,不仅联合了西北元朝宗王,而且联合王宝宝部,在漠北站稳脚跟,同时与大明在漠南进行拉锯、拆塔等中小规模战争;在东北,北元所属呐哈出屯兵二十万,对明辽东虎视眈眈。

对此,朱元璋在巩固和发展了明朝在北方的国防,坚壁肃野,通过北方五省移民,休养生息,有所恢复后,便在此基础上不断派遣大将对北元进行扫北清漠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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