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2克丽丝的秘密日志：11月14日（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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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星期三

今天早上我问本他是否蓄过须。我仍然感到困惑，不知道哪些是事实哪些不是。我醒得很早。不像前几天，醒来时我不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我感觉自己是成年人。性感的成年女子。脑子里盘旋的问题不是我为什么会跟一个男人同床？而是他是谁？还有我们做了什么？在浴室里我惊恐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但它周围的图片似乎印证了事实。我看见那个男人的名字——本——不知道什么原因它似乎有点熟悉。我的年龄，我的婚姻——似乎是有人提醒了我这些事实的存在，而不是我第一次知道。它们被埋在某处，但埋得不深。

本刚去上班，纳什医生就打来了电话。他提醒我日志的事情，然后——等纳什医生说完他会开车来接我做扫描之类的话后——我读了日志。里面有些事情我也许能够记起，还有几大段我也许记得写过，似乎带着一些残留的记忆熬过了一夜。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确保日志的内容是真实的。我打了个电话给本。

“本。”他刚刚接起电话说他不忙，我便说，“你蓄过胡子吗？”

“这真是个奇怪的问题！”他说。我听到勺子敲在杯子上叮当作响，想象着他正把糖舀到咖啡里、面前摊着报纸。我感到有点尴尬，不知道该说多少。

“我—— ”我开始说，“我有一段回忆。我想。”

一阵沉默。“回忆？”

“是的。”我说，“我想是的。”脑海里闪现出那天在日志里记下的一幕——他的胡须、他赤裸的身体、勃起的下体——还有昨天记起的。我们俩在床上接吻。图像短暂地发着光，又沉入思绪深处。突然间我感到害怕：“我只是似乎记得你有胡须的模样。”

他笑了，我听到他放下饮料。我觉得脚下原本坚实的地面开始动摇。也许我写的一切是个谎言，毕竟我是个小说家，我想。或者说我曾经是。

突然我想到了我的整套逻辑是多么无力。我以前是写虚构故事的，因此我自称是个小说家的说法可能不过是个虚构，那样的话我没有写过小说。我的思路混乱起来。

可是那个说法感觉很真实，我告诉自己。再说我会打字，至少日志上说我会打……

“你蓄过吗？”我拼命想要抓住救命稻草，“这件事只是……很重要……”

“让我想想。”他说。我想象着他闭上眼睛，似乎一副聚精会神的模样咬着下唇。“我想我可能留过一次。”他说，“留了很短时间，是很多年前。我忘了……”沉默了一会儿，他接着说，“是的。没错，是的。我想我留过，一个星期左右。在很久以前。”

“谢谢你。”我说着松了一口气。脚底的地面感觉牢固一些了。

“你没事吧？”他问，我回答说我没事。

中午时分纳什医生来接我。在这之前他让我先吃点午饭，但我不饿。我猜我是有点儿紧张。“我们要去见我的一个同事。”他在车里说，“帕克斯顿医生。”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是功能成像领域的专家，专治有你这种问题的病人。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

“好吧。”我说。现在我们坐在他的车里，在被堵得水泄不通的车流里一动不动。“我昨天打电话给你了？”我问。他说我打过。

“你看过你的日志了？“他问。

我承认我看过了：“大部分，我跳过了一些。它已经很长了。”

他似乎很感兴趣：“你跳过了哪些部分？”

我想了一会儿。“有几个地方似乎有点熟悉。我觉得它们好像只是提醒了我已经知道的事情，已经记得的……”

“那太好了。”他说着向我坐的地方看了一眼，“非常好。”

我感到一阵喜悦：“那我昨天打电话干什么？”

“你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写过小说。”他说。

“我有吗？”我说，“写过吗？”

他转身看着我，脸上在微笑。“是的。”他说，“是的，你写过。”

车流再次开始行进，我们启动了。我放下了心。我知道日志里说的是真的，便放松地投入了旅途。

帕克斯顿医生比我预想的要老一些。他穿着一件花呢夹克，没有修剪的白发从耳朵和鼻子里支出来，看上去好像已经过了该退休的年龄。

“欢迎您到文森特馆影像中心。”纳什医生刚刚给我们做了介绍，他便说。他一直望着我的眼睛，眨眨眼然后握了握我的手。“别担心。”他加了一句，“没有听起来那么大排场。这儿，进来，让我带你到处看看。”

我们进了屋。“我们跟医院和学校都有联系，朝这边走，”我们穿过大门时他说，“既是好事，也是麻烦。”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正等他说个明白他却没有说话。我笑了。

“真的？”我说。他在试着帮助我，我想表现得礼貌一点儿。

“所有人都希望我们干所有的活。”他放声笑了起来，“但没人愿意给我们付账单。”

我们走进一间候诊室，里面点缀着一些空椅子，几本杂志和本为我留在家里的一样——《广播时代》，《乡村生活》和《玛丽·嘉尔》——还有用过的塑料杯，看上去这里好像刚刚办过一个派对，所有人都急匆匆地离开了。帕克斯顿医生停在了另一道门口：“你想看看控制室吗？”

“是的。”我说，“让我看看吧。”

“功能磁共振成像（MRI）是一门相当新的技术。”走进控制室后他说，“你听说过MRI吗？磁共振成像？”

我们站在一个小房间里，室内只有一排电脑显示器发出幽幽的光亮，有扇窗户占了一面墙，旁边是另外一间房，房间内的一个大圆筒状机器十分显眼，从机器里伸出的一张床像一只舌头。我感到害怕起来。我对这台机器一无所知。没有记忆的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没有听过。”我说。

他露出了微笑：“我很抱歉。你当然不可能熟悉这些。MRI是个相当规范的程序，有点儿像给身体照X射线。我们用的是一些相同的技术，不过实际上是在查看大脑如何工作，就功能来讲。”

纳什医生这时说话了——他有一会儿没有开口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小，几乎有些胆怯。我不知道他是慑于帕克斯顿医生的权威还是不顾一切地想要给他留个好印象。

“如果你有一个脑瘤，那我们需要扫描你的头部找出肿瘤所在、找到它影响了大脑的哪个部分。这是在查看大脑的结构。功能性MRI可以让我们看到你执行某些任务时使用的是大脑的哪个部分，我们想看看你的大脑如何处理记忆。”

“哪些地方亮起来，”帕克斯顿说，“液体就是在向哪里流。”

“这有帮助吗？”我说。

“我们希望这将帮助我们确定损害在哪里。”纳什医生说，“看看出了什么问题、是哪些地方没有正常工作。”

“这会让我恢复记忆？”

他顿了一下，然后说：“我们希望如此。”

我脱下结婚戒指和耳环放在一个塑料托盘上。“你还需要把包放在这里。”帕克斯顿医生说，然后他问我是不是还在身上打过别的洞。“你会吃惊的，亲爱的。”当我摇摇头时他说，“现在她是一只有点吵的老野兽，你会用到这些。”他递给我一对黄色耳塞。“准备好了吗？”他说。

我有些犹豫。“我不知道。”我说。恐惧在身上游动。房间似乎小了暗了，隔着玻璃看过去扫描仪本身显得阴森森的。我有种感觉，我以前见过它，或者见过一架类似的机器。“我不是很确定。”我说。

纳什医生走到了我的身边，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

“这是完全无痛的。”他说，“只是有点吵。”

“安全吗？”我说。

“非常安全。我会在这儿，就隔着一面玻璃。我们可以全程看着你。”

我的神情看上去一定还有点犹豫，因为这时帕克斯顿医生说：“别担心。我们会照顾好你，亲爱的。不会出什么事。”我看着他，他笑着说：“你只要这么想：你的记忆藏在了意识的某个地方，我们要用这台机器做的，就是找出它们在哪里。”

这里有点冷，尽管他们已经给我裹上了毛毯；这里还很黑，只有一盏红灯在房间某处闪烁，一面镜子从我头顶几英寸的架子上挂下来，摆成的角度可以反射屋里某处的电脑屏幕。除了耳塞我还戴着一副耳机，他们说会用它跟我说话，可是现在他们都一声不吭。我只听见遥远的嗡嗡声、自己又粗又重的呼吸声和单调的怦怦心跳声。

我的右手抓着一个塑料球，里面充满了气。“如果你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捏捏它。”帕克斯顿医生说，“你说话我们听不见。”我抚摸着它的橡胶表面，等着。我想闭上眼睛，但他们告诉我要睁着看屏幕。泡沫楔子牢牢地固定住了我的头；即使我想动也动不了。我身上盖着一条毛毯，像一件保护罩。

安静了片刻，传来了咔哒一声。尽管戴着耳塞，声音还是大得吓了我一跳，接着又是一声，第三声。一个低沉的响声，来自机器内部或者我的头部。我不知道。一只行动迟缓的野兽正在醒来，停在发起进攻前的沉默中。我抓住橡胶球，下定决心不去捏它，接着一个声音——像警报又像钻床—— 一遍又一遍地响起，大得不可思议，每响一次我的整个身体就抖动一次。我闭上了眼睛。

我的耳边有人说话。“克丽丝。”声音说，“你能睁开眼睛吗？”不知道怎么的，他们可以看到我。“别担心，一切都很好。”

很好？我想。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很好？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感觉吗？躺在这儿，在一个不记得的城市里，身边都是从未见过的人。我想我在四处飘浮，是完全无根的浮萍，任凭风的摆布。

另外一个人的声音，是纳什医生的声音：“你能看看照片吗？想想它们是什么，说出来，不过只对你自己说。不要大声说出来是什么。”

我睁开了眼睛。在我头顶的小镜子里是一些图画，一张接着一张的黑色底白色图案。一个男人、一张梯子、一把椅子、一把锤子。每出现一张我便说出名字，然后镜子里闪出谢谢你！现在放松！的字样，我把这些话对自己重复一遍好让自己忙起来，同时也有点好奇人在一架机器的肚子里要如何放松。

屏幕上出现了更多指令。回想一个过去发生的事件，它说，然后下面出现了几个词：一个派对。

我闭上了眼睛。

我试着回想和本一起看烟花时我记起的派对。我想象自己在屋顶上紧挨着我的朋友，听到脚下派对吵闹的声音，尝出空气里焰火的味道。

图像一幅又一幅地出现了，但它们似乎并不真实。我可以断定我并非在回忆，而是在想象。

我试着看到基斯，记起他不理睬我，但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又一次失去了这些记忆。它们被埋了起来，仿佛永远不会露面，但至少现在我知道它们存在，它们在那里，锁在某个地方。

我的思绪转向儿时的派对。跟我的母亲、姨妈和表妹露西一起过的生日。玩绕口令。击鼓传花。“抢座位”游戏。“唱跳停”游戏。我的母亲把糖果包成小袋作为奖品。夹罐头肉和鱼酱的三文治，去了硬面包皮。松糕和果冻。

我想起一件袖子有褶边的白裙，荷叶边袜子，黑鞋。我的头发还是金色的，坐在一张放着蛋糕和蜡烛的桌子前面。我深吸一口气向前倾，吹蜡烛。空气里升起了烟雾。

这时另外一个派对的回忆涌了进来。我看到自己在家里，望着卧室的窗外。我光着身子，大约17岁。街上有些排成长队的的搁板桌，上面放着一盘盘香肠卷和三明治，一壶壶鲜橙汁。到处挂满英国国旗，每一个窗口都飘扬着彩旗。蓝、红、白。

街上有穿奇装异服的孩子——海盗服，巫师装，维京人——大人们正努力把他们组成队，好开始一个汤匙运鸡蛋比赛。我能看见妈妈站在街道另一侧，把一条围巾系在马修·索珀的脖子上，就在我的窗口下方，爸爸端着一杯果汁坐在躺椅里。

“回床上来。”有人说。我转过头。戴夫·索珀坐在我的单人床上，头顶是我的“The Slits”乐队海报。白床单在他的周围皱成一团，溅着鲜血。我没有告诉他那是我的第一次。

“不。”我说，“起来！你必须在我父母回来前穿上衣服！”

他大笑起来，虽然没有什么恶意：“过来！”

我穿上牛仔裤。“不。”我说着伸手去拿T恤，“起来。拜托！”

他看上去有点失望。我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并不表示我不希望它发生——现在我想一个人待着。这事跟他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好吧。”他说着站起来。他的身体看上去苍白消瘦，****几乎有点可笑。他穿衣服的时候我扭开了头看着窗外。我的世界已经变了，我想。我越过了一条界线，现在我回不去了。“那么，再见。”他说，但我没有答话，一直到他离开我都没有回头。

耳边一个声音把我带回了现实。“很好。现在有更多的照片，克丽丝。”帕克斯顿医生说，“只要一张张地看，告诉自己是什么或者是谁，好吗？准备好了吗？”

我使劲吞了一口唾沫。他们会给我看什么呢？我想。是谁？情况能有多糟糕？

好的，我心想。我们开始吧。

第一张照片是黑白的。一个孩子——一名四五岁的女孩——躺在一个女人的怀里。这个女孩指着什么东西，她们两人都笑着，在背景处稍微模糊的地方是一道栏杆，围栏后一只老虎正在休息。一个母亲，我心想。一个女儿。在动物园里。我看着女孩的脸，突然惊讶地恍然意识到那女孩是我，另外一个人是我自己的母亲。呼吸凝滞在我的喉咙里。我不记得去过动物园，但照片就在面前，这是我们曾去过的证明。想起两位医生的话，我默默地说：我。母亲。我盯着屏幕，想要把她的形象刻进我的记忆里，可是画面退了色，被换成了另外一幅。照片上还是我的母亲，现在老了一些，但似乎还没有老到需要拄着相片中她使用的拐杖的时候。她的脸上挂着微笑，但看上去精疲力竭，眼睛在瘦削的脸上深陷了进去。我的母亲，我再次想，这时心里冒出了几个不请自来的字：受着痛苦。我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不得不努力再次睁开。我开始握住手里的球。

接着图像很快被换了，我只认得其中的几张。一张是我在回忆中见过的朋友，一阵激动后我几乎马上就认出了她。她看上去就像我想象的模样，穿着旧的蓝色牛仔裤和一件T恤，抽着烟，红头发松散凌乱。另一张照片是她剪短了头发染成黑色，一副墨镜被高高地推在她的头顶上。接下来一张是我父亲的照片——我是个小女孩时候的他，快活地笑着，在我们的前室读报纸—— 然后是我和本的合影，与另一对不认识的夫妇站在一起。

其他照片上是陌生人。一个穿护士制服的黑皮肤女人，另一个身穿套装的女人坐在一个书架前面，从半月形眼镜上探出目光盯着镜头，脸上的表情非常庄重。一个有圆脸和栗色头发的男人，另外一个蓄须的男人。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一个在吃冰激凌的男孩，接着又是同一个男孩坐在桌子前画画。一群人，东一个西一个地看着相机。一个迷人的男人，头发黑而略长，细长的眼睛前架着一副深色框眼镜，一边侧脸上拉下了一道疤。照片没完没了地出现，我看着它们，想把它们放进脑海、想要记起它们如何——或者它们是否——跟我生命的锦缎交织在一起。我按医生的吩咐去做。我的状态良好，可接着我觉得自己开始恐慌起来。机器的呼呼声似乎变尖变大了，直到变成了警报声，抓紧了我的胃不肯放手。我不能呼吸、闭上了眼睛，沉甸甸的毛毯开始在我身上往下压，像一块大理石板一般沉重，让我觉得自己快要被压死了。

我捏了捏右手，可是它握成了一个拳头，什么也没有捏到。指甲捏进了手掌心里：我弄丢了球。我大叫出声，发出了无声的哭喊。

“克丽丝。”我的耳边响起一个声音，“克丽丝。”

我不知道那是谁，也不知道他们要我做什么，于是我又叫了出来，把毛毯从身上踢开。

“克丽丝！”

声音现在更大了，警报声拖着尾音停了下来，一扇门砰地打开，房间里有人说话，把手放在我的胳膊、腿上和胸前，我睁开了眼睛。

“没事了。”纳什医生在我耳边说，“你会没事的。我在这里。”

他们保证一切都会好的，让我平静了下来——还把我的手提包、耳环和结婚戒指都还了回来——纳什医生和我便去了一个咖啡吧。它就在走廊里，规模不大，有橙色塑料椅子和黄色福米加桌子，摆着一盘盘不再新鲜的糕点和三明治，在耀眼的光线下看上去不太精神。我的钱包里没有钱，但我让纳什医生给我买了一杯咖啡和一块胡萝卜蛋糕，在他付账端东西时挑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屋外阳光灿烂，院子里的青草拖下长长的阴影，草坪上点缀着紫色的花朵。

纳什医生的椅子在桌子底下发出刮擦声。现在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他看上去轻松多了。“给你。”他说着把托盘放在我的面前，“希望这没有什么问题。”

我发现他给自己点了茶，他从桌子正中取糖加进杯子时茶袋还浮在糖浆一样的水里。我喝了一口咖啡，做了个鬼脸。咖啡太苦也太烫。

“很好。”我说，“谢谢你。”

“我很抱歉。”过了一会儿他说。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指的是咖啡。“我没有想到这里让你这么难受。”

“是很压抑。”我说，“还吵。”

“是的，当然。”

“我弄丢了紧急按钮。”

他没有说什么，反而搅起了饮料。他捞起茶包放在托盘上，喝了一口茶。

“出了什么事？”我说。

“很难说，你吓着了。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在那里面不舒服，就像你说的。”

我低头看着我的蛋糕。还没有碰过，干巴巴的。“那些照片。那些人是谁？你从哪里拿到的照片？”

“是好些照片混在一起。其中有一些我是从你的医疗档案里取的，几年前本把它们捐了出去。为了这次练习我让你从家里带了几张照片——你说它们贴在你的镜子旁边。有些是我找来的——一些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对照组。我们把照片混在一起。其中一些是你在很年轻的时候认识的人，你应该、或者可能记得的人。家人、学校里认识的朋友。其余的人来自你生活中那些绝对不记得的时段。帕克斯顿医生和我在试图查看你读取这些不同时段的记忆时是否有不一样的地方。当然，最强烈的反应是针对你的丈夫，但你对别人也有反应。尽管你不记得过去的人，但神经兴奋的模式绝对存在。”

“红头发的女人是谁？”我问。

他笑了：“也许是一位老朋友？”

“你知道她的名字吗？”

“恐怕我不知道。这些照片在你的档案里，没有标注。”

我点点头。一个老朋友。我当然知道这个——我想要的是她的名字。

“不过你说我对照片有反应？”

“其中一些，是的。”

“这很好吗？”

“我们需要对结果作更详细的研究才能真正确定可以得出什么结论。这项技术很新，”他说，“具有实验性。”

“我明白了。”我切掉胡萝卜蛋糕的一块角。蛋糕有点苦，糖霜又太甜。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我问他要不要蛋糕，他拍着肚子拒绝了。“得小心这个！”他说，尽管我认为他还完全不用担心。他的肚子现在看上去还很平，虽然看起来它是会长出一个大肚皮的那种类型。不过至少现在他还年轻，岁月还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

我想到了自己的身体。我不胖，体重甚至没有超标，但它仍然让我吃惊。我坐下时它露出的模样跟我期望的不一样。我的臀松松垮垮，叠起腿时两条粗糙的大腿互相摩擦着。我前倾身体去取杯子，****在内衣里摇晃，仿佛在提醒我它们的存在。淋浴时我感到手臂下的皮肤轻微地晃荡，几乎难以察觉。我比想象中要胖，占去了更多的空间。我不是一个小女孩，体格紧凑，皮肤紧紧地裹在骨架上，甚至不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我的身体开始分离出脂肪了。

我看着碰也没有碰的蛋糕，好奇未来会怎么样。也许我会继续发胖，我会变得矮矮肥肥，像一个派对气球一样越来越鼓。也有可能我会保持现在的体型，但一直都对它无法接受，眼睁睁地看着脸上的皱纹变深、手上的皮肤变得跟洋葱皮一样薄，我在浴室里的镜子里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老女人。

纳什医生低下头挠他的头顶。透过他的头发我可以看到头皮，顶心的一圈头皮格外明显。我想，他现在还不会注意到，不过有一天他会的。他会看到从后背角度照的自己的照片，或者在更衣室把自己吓一跳，还有可能他的理发师或女朋友会说上几句。岁月不会饶过任何一个人，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当他抬起头时我想。

“噢。”他用一种强装出来的开心口吻说，“我给你带了些东西。一份礼物。嗯，不算是礼物，只不过是一件你可能想要的东西。”他弯腰从地上拿起他的公文包。“可能你已经有一本了。”他说着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个包裹，“给你。”

我拿到的时候就知道里面是什么。还能是什么呢？它在我的手里沉甸甸的。他用一个加厚软垫信封把它裹了起来，用胶带封了口，上面用粗粗的黑色记号笔写着我的名字。克丽丝。“这是你的小说。”他说，“你写的那本。”

我不知道是什么感觉。证据，我想。可以证明我写的日志是真的，如果明天我需要证据的话。

信封里是一本小说，我把它拿了出来。是个平装本，不新了。封面上有个咖啡杯印痕，书页的边缘老旧泛黄。我挺好奇纳什医生是不是给了我他自己的书、现在这书市面上还能不能买得到。拿着手里的书我又一次看见那天看见的自己：年轻，非常年轻，努力伸手想要拿到这本书，靠它找到写下一本的办法。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那没有成功——第二本小说一直都没有完成。

“谢谢你。”我说，“谢谢你。”

他笑了：“不要客气。”

我把它放在大衣下，回家的一路上，它在那儿像一颗心脏一样跳动。

*****

我回到家便打开了自己的小说，但只翻了翻。我想在本回家之前在日志里尽量多记一些记得的事，但等一写完我就匆忙下楼仔细察看纳什医生给我的东西。

我把书翻了一面。封面上用蜡笔画了一张书桌，桌上放着一台打字机。一只乌鸦蹲在打字机的托架上，头歪到一边，仿佛是在读夹在机器里的纸。乌鸦的头顶写着我的名字，再上面是书名。

致早起的鸟儿们，书名如是写道。作者署名克丽丝·卢卡斯。

打开书时我的手开始颤抖。里面是扉页，有题词。致我的父亲，然后是，我想念你。

我闭上了眼睛。一幕回忆突然闪现。我看见父亲躺在床上，在明亮的白色灯光下，他的皮肤透亮，渗出的汗水几乎让他闪闪发光。我看见他手臂上插着的一根管子、从一个输液瓶架上吊下来的一包透明液体、一个纸板托盘和一缸药丸。一名护士正在量他的脉搏和血压，他没有醒。坐在床另一边的母亲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而我在试着把眼泪逼出来。

一股味道传了过来。新鲜的花朵和又低洼又肮脏的泥土。香甜而又恶心。我看见我们火化他的那一天。我穿着黑色衣服——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这么穿对我并不少见——但这次没有化妆。我的母亲挨在我的祖母旁边坐着。重幔打开，棺木走远了，我哭着想象我的父亲变成尘粒和灰烬。母亲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然后我们回了家，在太阳下山时喝着便宜的、咝咝冒泡的酒、吃着三明治，她在暮色中痛哭起来。

我叹了口气。图像消失了，我睁开了眼睛，面前是我的小说。

我翻到首页开头的句子。就在那时，我写的是，发动机哀鸣着，她的右脚死死地踩在油门踏板上，她放开方向盘闭上了眼睛。她知道一定会这样。她知道结局。她一直都知道。

我翻到了小说的中间。我在那儿读了一段，然后读了接近结尾的一段。

我写的是一个名叫“露”的女人和一个叫“乔治”的男人（我猜是她的丈夫），小说起源于一场战争。我感到有点失望。我不知道我原本在期待什么——也许是自传？——但似乎这本小说能够提供的答案是有限的。

不过，当翻过书看着封底时我想，至少我写完了、出版了。

该放作家照片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作者简介。

克丽丝·卢卡斯1960年出生于英格兰北部，她于伦敦大学文学院获得英文学位，现居住于伦敦。这是她的第一部小说。

我暗暗微笑，感觉到一阵幸福和骄傲。这是我写的。我想读它、想解开它的秘密，但又不想。我担心现实也许会击碎我的快乐。要么我会喜欢这部小说，于是觉得很难过我再也写不出第二本了；要么我不喜欢，为自己从来没有发挥过才智感到沮丧。我不知道哪种情况更有可能，但我知道有一天，因为无法抗拒自己唯一的成就的吸引，我会找到答案，我会去发掘。

但不是今天。今天我有别的东西要去发掘，比悲伤糟糕得多的东西，比纯粹的沮丧更具破坏力。一些可能撕裂我的东西。

我试着把书塞进信封，里面有别的东西。一张纸条，叠了四叠，规规整整。纳什医生在上面写着：我想你可能对它感兴趣！

我打开了纸条。在顶端他写着《旗帜，1988年》，下面是一篇报纸文章，旁边有张照片。我盯着那张纸看了一两秒钟才意识到这篇文章是关于我的小说的评论，照片里的人是我。

我拿着纸发起了抖。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多年前的古董了；无论是好是坏，影响早已不复存在。现在这已经成为历史，它的涟漪已经完全平复。但它对我很重要。多年以前我的成果获得了什么样的评价，当时我成功吗？

我匆匆地扫了一遍文章，希望在不得不分析细节之前了解大致的基调。词语一个接一个向我蹦来，正面的居多。考究。富有洞察力。有技巧。人文精神。冷酷。

我看着照片。它是黑白的，照片里的我坐在一张桌子旁，身体对着相机，动作别扭地抱着自己。有什么事情让我颇觉不舒服，我不知道是照相机镜头后面的人还是我坐的姿势。除此之外我在微笑。我的头发长而松软，虽然照片是黑白的，但它的颜色似乎比现在更深，好像我染过头发或者它当时还没有干。我的身后有通向露台的门，门后照片角落处隐约可见一棵光秃秃的树。相片下面有一句说明：克丽丝·卢卡斯，摄于她伦敦北部的家。

我意识到这一定是我与纳什医生曾经拜访过的那所房子。有一瞬间我几乎无比渴望想要回到那里，带上这张照片对自己说是的，是真的；我曾经存在过，在这里，那是我。

但当然我已经知道了。尽管我再也记不得它，我知道站在厨房里我记起了本。本，和他上下摆动的、勃起的下身。

我笑了，用手指尖抚摸着照片，像一个盲人一般寻找着隐藏的线索。我的目光追随着照片中自己的发尾，手指摸索着相中人的面容。在照片里我看起来不是很舒服，但又莫名其妙地容光焕发，仿佛我正保守着一个秘密，像怀揣一个咒语一样揣着它。是的，我的小说已经出版了，但还有什么别的事，不止这些。

我仔细看着照片。我可以看到宽松衣服下自己胀鼓鼓的胸部、我用一只手抱着肚子的模样。一幕记忆突然气泡一般冒了出来——我正坐着拍这张照片，面前的摄影师站在三脚架后面，刚刚跟我谈过我的作品的记者在厨房走来走去。她大声喊着问拍得怎么样了，我和摄影师都兴高采烈地回答，“很好！”便笑了起来。“马上就好了。”他说着换了胶片。记者点上一支烟又喊起来——问的不是我是否介意——而是问我家是不是有烟灰缸。我有点恼火，但也不太生气。事实是我自己非常想抽上一支，但我已经戒烟了，自从我发现——

我又看了看照片，然后明白了过来。在照片里，我怀着孕。

我的思维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开始飞转。刚刚意识到的事实逐渐伸出清晰的棱角，把我的思维绊了一跤：坐在餐室里拍照片的时候，我不仅曾经怀过孩子，而且我知道这件事，为此还很高兴。

这说不通。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孩子现在该有——多大了？18？19？20？

但孩子现在不在了，我想。我的儿子在哪里？

我觉得我的世界再次颠覆。那个词：儿子。我曾经这样想过，曾经肯定地自言自语过。不知何故在内心深处，我知道怀的是个男孩。

我握住椅子边试着不让自己跌倒，这时另一个词冒出了记忆的水面，炸开。亚当。我感觉我的世界滑出了一道车轨，跌上了另一道。

我曾经有过孩子。我们叫他亚当。

我站起身，放着小说的包裹滑到了地板上。我的思绪像呼呼作响的引擎一样疯转，一股劲儿在体内左突右奔，仿佛拼命想要找到出口。客厅的剪贴簿里也没有他。我知道。如果今天早上翻到过一张自己孩子的照片，我会记得的。我会问本那是谁，我会在日志里记下来。我把纸条跟书一起塞进信封里跑上楼。在浴室里我站在镜子前面。我根本没有看自己的脸一眼，而是看着镜子周围那些过去的照片，那些我失去记忆时用以构建自身的照片。

我和本。我的单身照，还有本的单身照。我们两人与另一对年纪比我们大的夫妇的合影，我觉得那是他的父母。年轻得多的我，系着一条围巾，轻抚着一条狗，脸上呈现出快活的微笑。但没有亚当。没有婴儿，没有蹒跚学步的孩子。没有他上学第一天拍的照片，也没有运动日或假期。没有他在沙滩上建筑城堡的相片。什么也没有。

这说不通。这些肯定是每个父母都会拍、没有人会丢掉的照片吧？

它们一定在这儿，我想。我揭起照片看它们下面是否还粘着一些别的照片，就像地层一般一层层地重叠着历史。什么也没有，只有墙上淡蓝色的瓷砖和镜子的光滑玻璃。一片空白。

亚当。这个词在我的脑子里旋转着。我闭着眼睛，又有更多回忆出现了，每一幕都带着巨大的冲击，闪着光停留一会儿，然后消失，带来下一幅。我看见了亚当，看见了他的金发，我知道有一天它会变成棕色，看见了他死活要穿的蜘蛛侠T恤，他一直穿到它变得实在太小，不得不扔掉；我看见他在一个婴儿车里睡觉，记起我曾经想他是我见过最完美的宝贝、最完美的东西；我看见他骑着一辆蓝色的脚踏车——一辆塑料三轮车——不知怎么我知道那是我们买给他的生日礼物，他会骑着它到所有我们让他去的地方；我看见他在公园里，在车把上抬着头，一边笑一边下了一个斜坡向我骑过来，眨眼间脚踏车撞上了路上的什么东西歪了一歪，他向前翻滚着啪嗒倒在了地上；我看到他在哭，我抱起他，擦掉他脸上的鲜血，从一个还在旋转的车轮旁的地面上找到了他的一颗牙齿；我看见他给我看一张他画的画——蓝色的一条是天空，绿色的是地面，它们之间有三个小团和一栋小小的房子——我还看见他到哪里都带着的玩具兔子。

突然我回到了现实，回到了我站的浴室里，但又闭上了眼睛。我想要记起他在学校的时候那副少年的模样，或者想象他与我或他的父亲在一起。但我不能。每当我试着引出回忆，它们便抖动飘浮着消失了，像一片风中的羽毛，每次有一只手伸出去够它，它便改变了方向。相反我看见他拿着一个正在滴水的冰激凌，接着是他脸上有甘草霜的一幕，再下来是他在汽车后座上睡觉的情景。我所能做的只是看着这些记忆来来去去，速度飞快。

我费了全身的力气才压住去撕面前照片的冲动。我想把它们从墙上撕下来，寻找有关我儿子的证据。恰恰相反，仿佛担心任何一个小小的动作都可能让我的手脚背叛理智，我站在镜子前一动不动，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绷得紧紧的。

壁炉上没有照片。没有墙上挂明星海报的少年卧室。洗衣房和要熨烫的衣服里没有T恤。楼梯下的柜子里没有破破烂烂的训练鞋。即使他只是离开了家，还是会有一些证据表明他的存在，对吧？一些线索？

但是没有，他不在这所房子里。我打了一个冷战，意识到仿佛他不存在、他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不知道我在洗手间里站了多久，就这样看着没有他的地方。10分钟？20分钟？1个小时？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听到前门传来钥匙声响和本在垫子上擦鞋的声音。我没有动。他走进厨房，走到餐室，然后对着楼上喊，问是不是一切都好。他听上去有点不安，声音里有今天早上我没有听到的紧张语气，但我只是含糊地说是的，我没事。我听见他进了客厅，啪的一声打开电视。

时间停止了。我的头脑里一片空白，唯一的想法是一定要知道我的儿子发生了什么事，却又担心可能会找到的答案。这两者完美地糅合在了一起。

我把日志藏在衣柜里下了楼。

我站在客厅的大门外。我试着放慢自己的呼吸，但做不到；我发出的是一阵阵沉重的喘息。我不知道该对本说什么：我怎么告诉他我知道亚当的事了？他会问我是怎么知道的，那我又该怎么说？

不过没有关系。什么也不重要，什么也没有比了解我儿子重要。我闭上了眼睛，当觉得已经尽可能地平静下来时我轻轻地推开了门，感觉到门滑过了粗糙的地毯。

本没有听见。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腿上放着一个碟子，里面有半块饼干。我感到一阵怒火。他看上去这么轻松愉快，脸上挂着笑容。他哈哈大笑起来。我想冲过去抓住他大声叫喊，直到他告诉我一切，告诉我为什么他瞒着我不提小说，为什么把关于我儿子的证据藏了起来。我想命令他把失去的一切还给我。

但我知道这没有什么好处，相反我咳嗽了一声。一声轻轻的、微微的咳嗽，意思是说我不想打扰你，但是……

他看见了我，露出了微笑。“亲爱的！”他说，“你来了！”

我走进了房间。“本。”我说。我的声音紧绷绷的，听起来很陌生。“本，我要和你谈谈。”

他的笑容消失了，变成了一脸不安。他起身向我走来，餐碟滑到了地上。“出了什么事？亲爱的，你没事吧？”

“有事。”我说。他停在离我大约1米远处，伸出双臂让我投入他的怀抱，但我没有过去。

“出了什么事？”

我看着我的丈夫，看着他的脸。他似乎并不慌乱，似乎他已经经历过这种场面，对这种歇斯底里的时刻并不陌生。